眼前的他，曾主笔的文章成为中央报刊第一篇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点理论文章，前不久由其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被认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空白。
他是国防大学教授、少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惟一连续4届6次获得者黄宏。黄宏将军视自己是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一个兵，在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同样是冲锋陷阵。
（一）跋涉在党的理论创新路上
今年年初，中央军委为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荣记集体一等功，为一个理论研究单位记一等功，这不仅在国防大学，而且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解放军报在报道马列所事迹的长篇通讯中，用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标题，用来概括马列所的基本经验，这就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江山开眼界，风雪炼精神”，“敢言当世事，不负案头书”，“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领导同志称赞，这个经验概括得好，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就是要有这样的理想情怀。这几条正是长时期来，一直挂在黄宏家里、他奉为座佑铭的对联。他认为，理论工作本身是一种奉献性的工作，理论工作者要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管世事如何沧桑变化，都要保持理想主义的情怀。不论外部世界有多大的诱惑，都要保持内心的淡定。不要认为自己人微言轻，而要担当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只有具备这种品格和情怀，才能做好理论工作，才能与时俱进的不断开拓理论创新的新境界。
黄宏认为做好理论工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不止是个别领袖人物的事情。的确，国家和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坚持理论创新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都是领袖总结群众智慧的创造性过程。作为一位理论工作者，不能妄自菲薄，而要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和使命，站在全党全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
黄宏从军50载，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三次参加边疆保卫战，带领主攻团收复老山，经历过三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彰显了他誓死保卫祖国的坚定决心，培育了他了敢于担当、敢于说真话的血性和勇气。作为理论工作者，黄宏常教导部属：敢讲真话是有信心的表现，只要是利党、利国、利军、利民的事，就要去说去做。不讲真话，就不配做共产党员，更不适合作理论工作。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敢于负责，敢于把理论的焦点瞄准思想建设中难点、热点和敏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理论工作者要有理论担当和理论责任，就要有敢于面对的胆识和勇气，一是要敢于面向现实，二是要敢于发言。当年，在江泽民“七一”重要讲话发表后，理论界和社会上对“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剥削”等问题存在一些疑惑和争论。黄宏注意到，这个问题也是困扰着部队同志们思想的问题。因此，他立刻奔赴浙江温州等非公经济发达地区，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带领调研组写出了《关于温州地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情况系列调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剥削现象》等调研报告和文章，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高度肯定，为消除理论界和社会上的疑惑起到了较好的引导作用，也对中央起草十六大报告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在黄宏看来，理论创新如果不面向现实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江泽民首次发表“三个代表”讲话后，黄宏就在《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发表了第一篇阐述“三个代表”的重头理论文章，后来又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专著，还出了第一套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丛书，并组织召开了全国全军第一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组织拍摄了第一部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片《世纪宣言——从共产党宣言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理论提出后，他也是如此，旗帜鲜明地站在党的理论前沿，撰写了系列重头理论文章，有力地论证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性。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的智慧与胆识。
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提出后，黄宏很快在中央主流媒体发表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论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必然性》、《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科学发展观的价值目标》、《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观》等系列文章，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实践来源、价值目标等，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高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配合科学发展观教育，他先后到各地做了20多场报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获得了各方的好评。
1990年1月黄宏被借调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帮助工作，任政治组负责人。在此工作期间，先后参与了中央30多份文稿的起草，主持了多个研究课题，向中央提交了几十份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受到中央领导肯定和赞扬。《我国的社会治安及其对策》、《东欧政局演变的原因及教训》等都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东欧政局演变的原因及教训》和主编的《东欧剧变与执政党的建设》一书，中宣部发文，供全国党政干部学习参考。1997年1月，他回到军队负责国防大学马列研究所的工作，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前决不含糊，用手中的笔解答人们心中的疑虑，用正确的思想抨击错误的倾向，他始终关注党和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除在我们党战胜三次重大风险的斗争中，写出几十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外，还以高度的责任感向上级机关呈递一份份咨询建议。其中，有关建立我军干部交流制度、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改革我军的奖励制度、加强我军民主建设、克服我军的形式主义等，10多份研究报告引起了军委和总部机关的重视，有的已经进入军委和总部的决策，纳入军队的法律和法规。关于加强我军军事科学与政治理论研究的建议，胡锦涛主席作出重要批示后，形成了军委三号文件，有力地促进了军队的政治理论建设。
黄宏从实践中体会到，理论研究和宣传是一个应该而且必须统一起来的过程。如果只重视理论研究，不重视通过理论宣传，把研究成果变成广大干部群众手中的武器，那就达不到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意味着理论工作者的失职。一个优秀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必须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播火者”。多年来，黄宏始终坚持把广泛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积极及时地做好研究成果向教学成果的转化。
他自觉把学习和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当作毕生的追求，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退休之后，黄宏本可以过得悠闲自在一些，但他退而不休，离岗不离业，仍然奋斗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最前沿。他在深入查阅党史和军史的材料的基础上，带着课题组成员到全国各地广泛调研，主编了革命精神系列丛书，把我党我军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精神展示出来，受到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和关注。此外，他先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课题。始终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上。
（二）矢志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轨迹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最具理论性、实践性、现实性，也是最具有指导性、前沿性和挑战性的研究课题。黄宏是首批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是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这些年来，他在承担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等课题的同时，还承担了中央社科基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课题，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科学地、历史地、逻辑地展现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要成果及其科学体系的形成发展，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格。
前些年，他曾主持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史》，引起起理论界的良好反响。如今，他领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系统清晰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围绕不同的主题，接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写作中，作者按历史顺序编排，结构清晰，主题突出，对建国后的问题，特别对“文革”的历史曲折，做出了“宜粗不宜细”的处理，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正在奋进的现实与未来。不过，作为主编黄宏遇到的难题是，对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探索应该怎么看，特别是应不应该把这一探索的成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他认为，如果把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所作的探索“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无法说明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不提及，则也无法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因此，他依据我们党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思想，分设两章，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与失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暂时中断”。他认为，这一段历史，“既是前一个飞跃的延续，又是后一个飞跃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李君如认为黄宏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严肃的科学的，考虑问题是周到的、全面的，值得赞赏。
黄宏等编著者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时，既看到了成功的经验，又直面失误的教训，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深刻总结了1956年至1976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新探索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被当前成绩所陶醉，始终用颇具前瞻性的眼光去审视当下和未来，深邃洞悉着随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纵览全书，由史立论，论从史出，对史论结合的处理有新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魅力跃然纸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当时，他明确地提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黄宏眼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业不断取得辉煌的理论法宝，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的理论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必须始终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尊重历史，客观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论从史出，只有将历史发展的脉络、线索、标志性事件和阶段性特点交待清楚，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和理论概括。黄宏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一致的，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寻找中国式的发展道路。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们党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靠本本还是靠别国模式，都是不能回答和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于是，他便开始系统反思苏联模式，试图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反映宏观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邓小平对这种探索给予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 “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也是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之所在。
毛泽东形成的一系列正确认识，成为邓小平深入探索的起点。“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闪光的思想，由于种种原因，有些思想没有得到深入研究，更没有付诸实践。邓小平拂去了这些思想的历史浮尘，并将其发扬光大，从而使这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闪烁出熠熠光辉。”黄宏说，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错误，特别是发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许多内容是在对这些错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产生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从未有过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结论和模式可供参考和借鉴，这就使它同任何科学的事业一样，具有探索性的特点。真正的科学，不承认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真理，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敢于修正已有的认识，不断解放思想，打破认识的禁区。黄宏分析说，在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等等主张，提出新民主主义论，都曾经被看成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一开始完全囿于苏联建设的历史经验，错误地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特征的误区，然后在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一步步打破禁区。从最初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党的十二大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开始承认市场调节的作用，到十三大明确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变了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再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终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步步建立起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一步步趋于完善。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提出“摸着石头过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在打破一个个认识禁区中开拓前进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一个科学体系的建立，都是十分宝贵的，自然科学自不必说，哪一个科学原理的发现，不经上百次的试验和失败，社会科学也应该有一种不怕挫折的试错机制和承认认识相对性的科学态度。即使是对毛泽东所犯的“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也把探索的失败看作是宝贵的财富，要给它记上“一功”。我国在改革开放初建立的几个经济特区，就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勇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一个集中全党智慧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创造和贡献，它也包含着对全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全党理论工作者所作的创造性努力。在接受采访时，黄宏强调，理论创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党。“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系统表达的伟大著作时，就曾经吸收和借鉴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在毛泽东《哲学批注》以及给艾思奇的信中都有充分的反映。”黄宏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工作者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于生产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次大讨论，都为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党的十四大之前，江泽民就多次主持召开了关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座谈会，广泛听取理论界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的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了全党理论工作者的心血，同时更是对全党实践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全党智慧的结晶。黄宏说，理论创新，领袖人物的重要作用无疑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有些作用是决定性，是由他们来集大成，加以抽象、概括而形成理论的，所以这个成果，我们有的就以领袖的名义来命名，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但是理论创新决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个党。全党的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和努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理所当然地是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理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与我们党休戚与共的民主、爱国人士，及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层，也都在不同层面和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它的群众性，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黄宏分析说，毛泽东始终强调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并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教育全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一再强调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不能变，而最最重要的，就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三个有利于”、人民利益至上的思想，就是整个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有些人把邓小平理论简单地归结为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这句话孤立起来，而不讲邓小平是什么意义上讲这个话的，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因为邓小平同时强调了改革开放不能出现‘两级分化’，如果出现，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改革的最终目的，如果那样我们还有什么资格代表人民群众，还有什么资格称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这是一个手段、策略和路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必须坚持的重要政策，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只能是使全体中国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黄宏说，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都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奋斗的出发点和最高衡量标准。
（三）在红色的故纸堆里淘“金”
许多人都知道黄宏是军人出身，是理论家，但是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收藏家。
黄宏的收藏涉猎颇广，从书籍字画到瓷器，从砚台到铜镜，而且都颇具规模。当年在中南海上班时，黄宏每天下班后，都雷打不动先坐4路公交车到琉璃厂去转上一圈，然后才回家。在玉泉山给中央起草文稿的时候，黄宏也是雷打不动，每个周六早上五点钟从玉泉山骑自行车到苹果园，坐地铁再换公交去潘家园，然后淘完“宝”再赶回去上班。黄宏说，那时候的潘家园还是一片荒郊野岭，有的人清晨四点就打着手电在那里淘了。“我不是去得最早的，但肯定是坚持得最久的，一坚持就是30多年。”
在黄宏的记忆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害怕淘到假货，只要你用心就肯定能捡到漏。“对我来说，真的是捡漏成为了常态。”
藏品几乎堆满了整个房间，甚至没有下脚的地方，而且除了文物字画等藏品之外，还有两万多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著作。早年，他在军队里担任宣传处长时期，就开始收藏各种书籍，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前，我党老一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论著作和各种版本的马列译著，就有几千余册。其中，不乏博古、张仲实、陈昌浩、柯柏年、吴黎平等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一大批马列著作——有30年代的《续西行漫记》，1940年在延安用马兰纸印刷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48年东北版的精装《毛泽东选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解放前有 34个版本，我就有24个版本。”还有一些党的老一辈理论工作者的著作，可以开出一个洋洋洒洒上百人的名单。华岗是一个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的名字，但这位原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总编辑，解放后第一任山东大学的校长，却是一个在党的理论上颇多建树的学者，却因54年潘汉年一案受到冤屈。黄宏把他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出版的著作，基本收集全了。
黄宏的红色藏品主要有红色书报刊、红色文献，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的刊物、文献、发表的文章为主。此类藏品具备文物性、文献史料性和艺术性，“三性合一”，文化含蕴高。与其他门类收藏相比，红色收藏的门槛相对而言较低、易操作。但黄宏认为，搞红色收藏不可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来介入，需要深入研究党史，了解什么是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体会红色收藏背后的历史文化。
在黄宏相当数量的红色收藏中，记者注意到还有上世纪20年代版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及《资本论》30年代最早的中文译本。此外，还有1921年出版的梁启超主编的中国第一本哲学刊物《哲学》， 1920年出版梁启超题签的《南开同学录》（有周恩来名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23年我们党最早出版的理论刊物《前锋》、《向导》等，而周总理领导下南方局主办的《群众》杂志，黄宏就有从武汉到重庆，再到南京和香港的系列收藏。
红色收藏的升温，一方面反映了古籍收藏的逐渐饱和，另一方面是相当多的人对“红色中国”抱以纯真而热烈的感情，因为这当中有他们最为珍视的历史记忆、思想感情和人生信仰。信札具有一定程度的私人性质，往往比一般史料更能真实地记录当事人、包括写信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故而成为重要的史料载体。黄宏比较系统地收藏了一些有较高文化内涵的信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定地位的政治家和著名文化人的手迹。包括陈独秀、胡适、胡绳、顾颉刚、朱家溍、侯仁之等人的手稿、信札及江泽民、薄一波、宋平等签名纪念封或有关批示等上百份，十分珍贵。
在红色题材的书法中，郭沫若的作品是非常有特色的。郭沫若的书法，尤其是艺术创造性质的书写，恰成为其文人生命焕发的生动体现，而他的活跃和主动精神则使他成了书法人生交往及文化活动中的“主角”。黄宏就珍藏有郭沫若的手稿。
黄宏还收藏了上万册的反映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的各类出版物，并计划编写出版《记忆中的苏联丛书》，他撰写的《记忆中的苏联电影》，已在《浦东时报》开出专栏文章，迄今已连载10多篇。他的记忆中的苏联美术、音乐、文学和社会科学，也将陆续撰写出版。《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都为他开辟了收藏的专栏文章。
拥有或目睹这些红色史料，往往能激发研究欲望，从而更能洞悉真实的历史。拥有名人、伟人的有关传记、信札，于黄宏就好像这些历史名人、伟人坐在自己身边一样，那种与名人、伟人跨越时空的心灵融汇，是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在收藏中，他获得了人生的快乐和传承文化的自豪。他边收藏、边研究、边感悟，深切感受到收藏之于人生的意义，在研究的基础上撰著了大量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或著作。黄宏在已完成《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邓小平理论发展史论纲》、《邓小平“南方谈话”回眸》、《邓小平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谐社会论纲》、《马克思主义创新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等一系列专著的基础上，将完成《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的专著。在已完成《世界新军事变革报告》、《迎接新军事变革中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走向现代化的人民军队》等一系列著作的基础上，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史》。
凭着心许马列的坚定信念、直面现实的创新勇气和探索真理的执著精神，黄宏曾经所长期负责过的国防大学马列所、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的理论工作者，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黄宏在位时，连续多年其单位在中央主要报刊发表的文章，始终处于全国七大研究基地前列，3次荣立集体二等功，2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批年轻同志迅速成长，马列所形成了一个政治思想坚定、年龄结构合理、业务素质精良的特别能战斗的集体。所在的党支部被中组部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黄宏退下来之后，马列所再创辉煌，去年中央军委为其再记一等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批示，要在全国宣传。
退休之后，他一边潜心收藏，一边继续活跃在理论舞台上。随着收藏渐成规模，他的理力作也层出不穷。中央六部委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他是总撰稿；纪念艾思奇诞生100周年，云南省委聘请他担任电视文献片《一代哲人艾思奇》的总撰稿；前年世博会开幕前夕，他为上海制作的《大江入海流——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很大反映，已获得三个全国电视节目的评奖，建党90周年，又推出了《宣誓》的电视专题片，最近，《学习出版社》已将脚本出版。他在《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弘扬革命精神》丛书，已出版16本，他计划要把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创造的革命精神作一个系统的总结，完成《中国共产党精神建设史》。
搞理论工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需要深厚的学识修养。黄宏从自他的红色收藏中汲取了养份，尝到了甜头，因此在收藏与研究上他乐此不疲，卓有成果！
今年是收复老山作战28周年，4月28日，黄宏率史光柱、尹光忠等中央军委授予的一级战斗英雄和8名一等功臣登上了老山主峰，并为500多名长眠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的烈士们扫墓，《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了黄宏撰写的“祭文”。黄宏说，一想到这些烈士，我就不敢懈怠！它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