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河北唐山，群众庆祝四人帮倒台
本文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5期，作者：芦垚，原题：《谢春涛：中共“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
这两个问题，是最近一本中共党史著作的两个章节的题目。如此尺度，引起读者惊呼：连“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样的标题都敢写，“严重”这词简直太“严重”了
该书名为《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自从今年3月上市后，销量接近20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之后最火爆的党史书籍，许多基层党组织选定该书作为今年的必读书目。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计划在“七一”之前发行此书的增订本。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外，书中还提出了另外十一个问题，比如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都可以总结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结果。”该书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外在压力和人民性促使纠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是我们党重视总结经验，也善于总结经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经典的论述。
毛泽东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延安时期，他就是通过总结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经验，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没有“文革”以来错误的总结，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邓选三卷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都是否定的论断，实际上都是对过去的错误的总结。
这和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系。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对“错误”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开始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后来是总结成功的经验，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江泽民1998年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讲，党的历史是蕴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什么意思？就是说党的理论都是从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瞭望东方周刊》：共产党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外在压力，不重视就会灭亡。“文革”后期也是碰得头破血流，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所以，往往总结经验，是因为有压力，不得不重视。另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党的人民性，党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
“文革”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不回避错误。从“文革”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直到1981年总结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当年谈论错误的氛围宽松，当时看来谈论错误不是需要回避的话题，中央的总结是很深刻的，和后来走上新路直接有关系。
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里“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一问题中，首先回答的原因是，动机和效果的背离。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错误是方法的问题。
谢春涛：当年的大跃进有一条原因谁都不会否认，就是领导人太急了。为什么急？领导人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当年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提出来，不迅速改变落后的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毛泽东的错，错在以为可以用革命年代的方法发展经济。毛泽东在延安跟黄炎培讲，共产党要摆脱周期律，就要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后来他搞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不是民主？今天可以质疑，这种急切的大民主必然带来社会的大混乱。
《瞭望东方周刊》：关键还是，当时的制度不能保证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谢春涛：邓小平有句话说，制度更有决定性意义，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好人也会犯错误。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转移为转移。今天我们强调决策科学化，也就是实事求是，决策要符合客观规律。
毛泽东自己犯错误，他肯定不认为自己违背了客观规律，追根求源，就在当年的制度、体制。毛泽东个人威望到了顶峰，但个人专断体制最终也伤了他自己。
今天，出腐败问题的干部，也是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些人常常有辉煌的过去，不然就到不了这个位置。
用制度约束干部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今天常常不是动机和效果的问题，有些干部动机本身就有问题。
谢春涛：对。今天有些干部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头就是为了升官和私利，而私利是没有止境的。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如果说当年是要对方法矫正，今天要矫正的也包括了动机？
谢春涛：动机不好把握。一个人出问题之前，不好说他的动机就是坏的。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更没法衡量其动机，所以只能用体制和制度约束，不管动机如何，必须在既定范围和规则内行事。
西方从性恶论出发，就要制约你。共产党不把人都想成是恶的，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党员的动机都能一直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因此也得有办法限制权力。所以，制度的问题，制约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认为，因为动机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纠正动机比纠正方法更难？
谢春涛：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因为在制度上我们比过去有进步，虽然还不能说健全。制约专断的因素比过去多多了，比如通过正常的体制，人大、政协监督，每年的两会，还有新闻媒体，这方面作用很大。老百姓素质在提高，权利意识在增强，所以专断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共产党的价值观给老百姓一个尺度
《瞭望东方周刊》：除了制度建设，党对干部教育也一直非常重视。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比哪个党都重视教育。教育的是干部，是党员，但通过这些教育，也给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价值观。这并不是让老百姓跟着你的教育标准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用你的教育观来约束党员。这个作用比党内教化的作用还大。
党给老百姓一个尺度，老百姓拿这个尺度衡量干部。有的老百姓上访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设定的标准。现在很多老百姓在网上发言，对事情是非曲直的判断，还是依照共产党的这套价值观，虽然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瞭望东方周刊》：比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就遭到了网民的大批判？
谢春涛：是。老百姓明白共产党的道理，有的官员这么说，就把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老百姓心目中对党的理解绝对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干部出问题的形势比较严峻，这会不会对党的价值观本身也造成伤害？
谢春涛：领导干部违背党的价值观，对党是很大的伤害。一方面通过价值观讲道德追求，弘扬执政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党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方的政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不说这么高，老百姓也不会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个追求肯定是对的，教育党员也是对的，问题是要求很高，反过来拿这个衡量党，肯定有一些还达不到。
《瞭望东方周刊》：那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套价值观？
谢春涛：先进性就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人没做到就会有负面的评价。但是从长远讲，这是好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这套标准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外在的监督制约。关键是，要维护这套价值观，还是得靠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