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日报》2011年7月25日第19版，作者：李乔，原题：《刘大杰教授的困惑》

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出过大名。一因毛泽东读过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还当面向他说了几句读后感，二因他两次修改此书，把本来不错的大著弄得非驴非马。第一次修改是按照苏联的马列教条改，第二次是按“儒法斗争”的路子改。两次修改都名声不佳，特别是第二次，饱受世人诟病。据刘教授的学生陈四益讲，第二次修改是在“四人帮”在沪代表的监督下硬改的，因此可以谅解。

“文革”中，刘教授曾私下向陈四益讲过自己的困惑：“马克思主义太难学了。五十年代学苏联，我曾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拼命去学，修改了我的文学史。现在看，那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现在以为是马克思主义，将来……”（陈四益《臆说前辈·关于刘大杰先生》）下边的话没说出来，但显然是：“将来可能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果然，“四人帮”一粉碎，“文革”那一套又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马克思主义太难学”，难学吗？一个名教授，难道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学不懂吗？不是的。问题是刘教授学的压根儿就不是真正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修改文学史，他学苏联，实际学的是斯大林主义、日丹诺夫主义。第二次修改，学的实际是“四人帮”糟蹋过的马克思主义，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太难学了！”刘教授的困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

何以刘教授学不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并不提倡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不提倡学习原装的马克思主义（讥为“言必称希腊”）。林彪说，马恩列斯离我们太远，书又难读，可以少读或不读。他提倡读语录本。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更是恣意歪曲马克思主义。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很难全面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原本的思想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

一方面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学，一方面又只能学那些被曲解、被篡改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刘教授当年所处的理论环境，也正是他所以产生困惑并感叹“马克思主义太难学了”的根源。他用被曲解、被篡改了的马克思主义修改文学史，哪能修改得好，又怎能不受诟病？

现在提倡学习原装的、正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要求将这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倘若刘大杰教授在世，他一定会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的困惑也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