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17日 10:13
来源：北京日报

-华国锋：若干史实得到发掘和还原

    近年来，学界对华国锋的研究有了较多的关注。继毛泽东之后，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任职五年，实际主政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以往对他的评价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这具体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而等待了一段时间，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3)并非华国锋首次提出“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王明：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1956年，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达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并陆续在国外发表一系列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中大肆造谣诬蔑，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该书出版40年来，在国际上造成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其不实之词严重丑化和贬损了中共和毛泽东的形象。

    几十年来，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诬陷毛泽东的确凿原始史料。有研究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确凿、最有力的证据。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长达66年的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王明在延安的1943年治疗过程因药物而引起中毒，完全是医疗技术事故，这从当时的会诊记录和对主治医生的审讯记录中都可以看出。另外，王明当时也承认是医疗事故，所以后期会诊时仍要原来的主治医生金茂岳主治。这就以史实确证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诬蔑毛泽东“蓄意毒害王明”纯属谎言。

    -陈云：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

    陈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学者着重研究了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

    有的学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对整饬经济环境、治理通货膨胀、发展城乡交流、统一财经体制付出巨大努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

    还有学者系统总结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带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力主综合平衡并成功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应由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组成；较早表态支持安徽等地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做法；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的主张；强调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反复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警惕改革开放中的消极因素，坚持理想信念，等等。

-武怀让：中共首批党员之一，鲜为人知的革命烈士

    武怀让是中国共产党首批党员之一，曾任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等要职，但70多年前于苏联莫斯科“失踪”，其生平事迹一直鲜为人知。近年来，其生平研究受到史学界的关注。

    近年有学者披露：关于武怀让之死，1957年孙冶方曾上书中央提出，“武怀让于1936年已经死于莫斯科”。这引起了学者对武怀让被杀内幕的关注。有学者总结武怀让被杀的具体情况和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他戳穿了王明东山再起的图谋。遵义会议后，武怀让被派到莫斯科后，王明、康生告知武怀让不要透露遵义会议的情况。但武怀让认为，遵义会议后新的中央领导更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便宣布了遵义会议的情况，戳穿了王明东山再起的美梦。其二，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深刻揭露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使王明在数十个国家面前失去了面子，因此王明、康生怀恨在心，诬陷他为“托派”叛逆。其三，武怀让在军委工作时，对康生的底细有所了解，康生借苏联肃反运动杀人灭口。其四，王明、康生拉帮结派，排除异己，认为武怀让与其对立，不能为其效命，是他们的心头之患，便将武怀让除掉。中央认为，武怀让是“好党员、好干部”。1957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武怀让同志为革命烈士。

-罗亦农：党的工人运动的倡导者，党校事业的开拓者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袖人物、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下了光辉足迹。近来，有研究者着重研究了罗亦农对中国共产党党校事业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共党校事业的开拓者。中共中央党校谢武军教授认为，罗亦农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受党中央委派筹办党校的重要人物，他在1925年5月就受中共中央指派主持粤区党校工作，1925年10月，他又被中共中央指派北上主持北京党校工作，并任第一任校长。这段时间虽然只有三个月，但收效很大，培养了大批得力干部。罗亦农之所以能被中央选派主持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最高党校”，既是由于其创始人的崇高威望，也是与其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高和组织领导能力强分不开的。正是这些资质和禀赋使罗亦农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最高党校校长的不二人选，在中国共产党党校史上留下了他的光辉足迹。

-张国焘：对其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由于他中途叛党，所以长期以来对其历史贡献研究较少。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公布和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贯彻，学者们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原因和西路军与分裂路线的关系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2)张国焘在建党中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指出，虽然张国焘在革命过程中犯过严重错误，甚至中途叛变，但不应当遮盖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过程中的历史贡献。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领袖，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并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他与李大钊、张申府一起，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三位最初成员之一。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一大的会议主持者，并被推举为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发展全国工人运动，于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受命此任，并与同仁一道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揭开了中共成立后正式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序幕。

    (汪云生 尤国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社研究所)